圍繞金融開放這個主題，我想強調兩個觀點：首先，經濟開放政策非常重要，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并不意味著國家政策向內轉;其次，下一步還要穩健推進金融開放。雖然開放會面臨金融危機的風險，但一味追求穩定也存在效率損失問題，金融開放要平衡開放和穩定的關系，不能簡單地二選一。
如何理解雙循環時代的開放
我們當前正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經濟發展新格局，開放政策應該是重要保障。對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有人對此有誤解，尤其是引發一些國際投資者的猜疑，感覺中國的政策趨勢是不是會更多地向內傾斜。
我個人認為，如果把雙循環放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階段去看，應該可以避免這樣的錯誤解讀。國家重視國內經濟大循環，并不意味著將來只做國內的事情，跟國外隔絕。
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解釋這一點：如果把每個國家都比喻為一艘船，大家都在使勁地往前開，盡管有些船比較大，有些船比較小，有些比較落后，有些比較現代化，但是共同的目標都是要發展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去四五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很多船都是綁在一起使勁向前。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以國際大循環為主，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們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在我看來其實就是搭上全球化中的快船。快船在前面加速跑，我們作為比較落后的國家，經濟發展要趕上去，就可以既用自己的槳使勁往前劃，同時也借力國際大循環，搭上歐美這些快船，好比用一條繩子把它們的船和我們的船掛在一起往前跑。
40年來國際大循環為主這套辦法應該說很成功。現在的問題在于，走在前面的國際快船的速度在不斷放慢，而且老有人“砍繩子”。這樣一來我們還要不要一直掛著?這個問題很復雜。我個人的理解是，國內大循環目的不是將來與歐美的快船們脫鉤，變成我們自己往前走，最終目的還是要大家一起走。不僅如此，中國還要努力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央。如果做得好，中國將來會是帶大家一起往前跑的那艘大船，或者是大船之一。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經濟開放政策有兩層重要含義：第一，我們要想做好國內的事情，必須堅持開放，完全靠自己是做不起來的，至少不是最有效率的。第二，只有保持開放，我們將來才能成為世界經濟大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能是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才能帶著一大批船一起往前走。我不能確定將來能否帶著歐美一起走，但是起碼可以和“一帶一路”上的很多經濟體一起往前走。
正是源于經濟開放政策非常重要，千萬不要基于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的提法，就以為國家政策向內轉，這個理解不對。
如何理解下一步金融開放的目標
上述認知同樣適用于金融開放。中國下一步要穩健推進金融開放，同時平衡開放和穩定的關系。客觀來講這是很多國家碰到的問題，過去40年間，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在這個上栽了跟頭，它們確實放開了，但是都遇到金融危機。
當然，也不能因為有金融危機，我們就不往前走，關鍵是怎么平衡。再退一步來講，將來中國要成為世界經濟大海中的一艘巨輪，對金融的要求會很高。我們過去對金融改革有一個總結，經過四十多年金融改革，呈現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規模比較大，二是政府干預比較多，三是監管比較弱。這些問題將來要逐漸改變，才有可能將中國打造為一艘世界級經濟大船。
“十四五”規劃關于金融工作的具體目標，政府相關文件中有系統的論述，可以概括為兩條：第一，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金融要成為經濟向前發展的重要引擎;第二，在發展過程中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底線，就好比往前跑的過程中盡量不翻船。
這兩條目標我認為都很重要。金融開放恰好是實現這兩條目標的重要渠道。金融開放的內容很多，簡單來說可以分成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國內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服務業在不斷開放，而且成為過去幾年中國堅持開放、堅持走進世界舞臺中央的重要證據之一，這都是實實在在的證據，包括發放了很多牌照，取消了在國內經營股權的相關限制等，金融服務業的開放落地非常明顯。面向未來，金融服務業還將保持開放，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值得期待，那就是從正面清單的開放，逐步走向負面清單的開放。過去，我們列明的清單是哪些市場準入主體、范圍、領域等允許進來，今后將轉變為遵循“法無禁止皆可為”原則，除了明確禁止的領域以外，其他都對外開放。這是高標準的、世界級的金融開放模式。
另一方面是資本項目可兌換，這是2021年為開局的“十四五”規劃期間要做的事，也是中國下一步金融開放的一個重點。資本項目開放可以帶來非常多的好處，也可能帶來風險，怎么平衡開放和穩定之間的關系，有很多具體的事情要做。
如何在金融開放中兼顧效率和穩定
資本項目開放當然要在未來讓資本的跨境流動越來越靈活、越來越自由，但同時需要保障金融穩定。如何做到?我簡單說三個要點。
第一，要遵循、尊重改革的次序。有些事情沒有做完不要輕易走下一步。比如人民幣匯率問題，匯率如果不靈活，就算把資本項目開放，將來還是要走回頭路。這方面我們在2015年有過教訓。
第二，要引進一些宏觀審慎政策。開放當然好，但有一些過度的開放，比如短期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對金融穩定非常不利，能不能在初期就設置一些辦法，避免風險累積到不可控地步?宏觀審慎政策可以說是下一步構建總體的金融穩定體系和開放政策的重要內容。
第三，要有合理的、可接受的資本項目管理政策。這其中有一點存在非常大的爭議，就是政府是否應該對跨境資本流動實施一些管制。一般來說，經濟學家不太喜歡這種做法，因為管制肯定存在效率損失。我的看法最近有些改變：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如果市場機制成熟，跨境資本流動不會引發災難性后果，當然不該管制，但是過去50年的經驗是，很多國家放開以后最終引發了很大的金融危機。考慮到這種情況，這時候就不再是尋求最好的效率與忍受效率損失之間的選擇問題，而是忍受效率損失與應對巨大的金融危機之間的選擇問題。“兩害相權取其輕”，我本人會傾向于選擇保留一些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以盡量避免巨大的金融危機，盡管這可能會帶來一些效率損失。
歸根到底，進行經濟政策包括金融政策的決策，最后其實都是在不同的選擇之間權衡。很多最優選擇存在于教科書當中，但在現實世界里，關鍵還是權衡利弊、做好自己的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據北大國發院副院長、金光講席教授、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在北大國發院舉辦“中國經濟觀察”第56期報告會演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