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松：今年的雙十一也許跟往常相比，動靜沒那么大，但抻的時間是足夠長，雙十一變成了七個1，也就是從11月1號一直到11月11號，這么長的時間，這么多的需求，最最忙碌的人一定是快遞小哥。為了防止快遞爆倉，更快的送給用戶，今年雙十一前，各大公司就已經緊鑼密鼓地招人，僅臨時用工人員就增加了49萬人，超過了全國400萬郵政快遞從業人員的10%，這些大比例的臨時用工，來自哪兒?收入行嗎?整體的快遞小哥的生存狀況又如何?《新聞周刊》本周視點關注：雙十一背景下的快遞小哥。
全國各大快遞公司新增近49萬臨時用工
這里是申通快遞位于合肥的轉運中心。所有從安徽發出或要發往安徽的快遞，都要先在這里進行分揀，才能轉運到下一個站點。已經是深夜12點，廠房里卻仍然燈火通明，每條履帶也在高速運轉。為應對此次超長版“雙十一”帶來的龐大貨物，工作人員已經24小時連軸轉，忙了半個多月。
申通快遞合肥轉運中心經理 王偉：我們今天早上6點半到晚上6點半，我們總共卸了70臺車。目前的話我們已經從上個星期(每天)30萬的操作量，已經漲到了現在的大概(每天)57萬的操作量，峰值的話應該是在57萬到60萬之間，流水線前貨量變大之后，我們的自有員工是離不開這個線體的，所以只能把擺貨、碼貨的這個工作交給臨時的人員來做。
小沈今年19歲，在合肥讀大專二年級。今年“雙十一”，申通快遞經第三方公司將他招來做臨時工。每小時工資17塊，從晚上6點工作到第二天早晨6點，一共12小時，中間可以休息50分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一直盯著履帶上的快遞單號，迅速把發往自己負責區域的快件挑出來。
申通快遞合肥轉運中心臨時用工 沈同學：比如說今天，我就負責(發往)浙江的，浙江的單號上面前三位都是320到399這中間的，如果看到快遞上的單號前三位是我的，我就把它拿下來，放在下一個履帶上面，然后到這邊有人會負責把它放在車上面，老是看一個東西，怎么說呢，有感覺很無聊，今天我跟同學，我們就換著搞，他負責江蘇這一塊，我負責浙江這一塊。
在這間廠房，小沈這樣的臨時工，夜班大約有五六十位，而正式職工也不過百人。這里的工作并不輕松，經常熬一晚下來，會覺得腿酸、手疼。小沈的學校不近，每次過來要坐一個多小時公交車，如果第二天課程比較多，他會選擇休息一天。現在，他每晚能拿到210到230元，一共賺了一千多塊錢。問起這份工作是否上了保險，他說并不知情，也沒有簽過合同。
申通快遞合肥轉運中心臨時用工 沈同學：我媽是當服務員的，每個月工資也不多，然后我爸是做電焊的，也是挺累的，我平時就是利用自己的課余時間過來出來做兼職，掙點生活費，也就不想管父母要錢，給他們帶來生活的壓力，不想讓他們知道，也怕他們心疼，雙11到了，買了點衣服，花了六七百。
國家郵政局統計數據顯示，今年“雙十一”前，全國各大快遞公司大約新增了近49萬類似小沈這樣的臨時用工。他們涉及了客服、倉庫分揀員、快遞員、司機等快遞鏈條上的各個工種。如果按全國近400萬固定快遞從業人員來計算，臨時用工已經超過了10%。
本周五早9點，記者見到了正準備派件的29歲快遞員曹云雷，他也是一名臨時用工。本月初，剛剛與網點簽訂了2個月的勞務協議，“雙十一”之后，還要幫忙做完下個月的“雙十二”和元旦新年。考慮他是新人，網點制定了3200元的固定底薪。按照每件1元計算，派送超過3200件后，其余的都計入獎金。曹云雷原本在商貿公司做物流，很快適應了節奏，平均每天能派送兩三百件，這段經歷也被他看作未來轉型的一次試水。
快遞員 曹云雷：還想接觸這塊，多做做，但是還是有很多細節，不太了解，因為他這個快遞有很多考核罰款，特別嚴重，客戶投訴一下，你可能一天兩百塊就沒了，干快遞沒有幾個沒被罰的。我還是不是特別了解這里面一些考核，所以我也是想先在了解了解內部細則。
如今，像曹云雷這種對快遞業飽含熱情與憧憬的年輕人，已然并不多見。為備戰“雙十一”，今年8月，許多公司就已經多次拋出誘人機制招兵買馬，結果卻響應寥寥。超10%的臨時用工也再次折射了屢屢成為話題的“快遞業招工難”。在電商、網購日益成為經濟內循環重要組成部分的今天，作為基礎支撐的物流快遞，發生了什么問題，又該如何紓困?
申通快遞安徽省公司總經理 李果：我們這個行業，它特別是在基層這一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感覺到勞動強度比較大，還有我們之前的大多主力軍應該是70后，80后，現在90后都已經30歲了，就是說現在大多年輕人他可能吃不了這個苦。風刮日曬，每年365天全年無休，中國的快遞，數據我們早就已經做到了全球第一，我們現在是大而不強。
白巖松：雙十一到來，招聘臨時的快遞小哥是解一時之需，但長期把送快遞當工作的小哥們才是真正行業的主力，我們可能很多人都能感覺得到，他們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在路上闖紅燈不遵守交通規則幾乎成了常態，怎么管效果好像都不那么好。這背后就是他們這個工作計件收費，多拉快跑這個特點所決定的。但其實他們多快地跑，收入可能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一線快遞員月收入超過一萬元的不到1%，七成以上的快遞員月收入是在五千元以下，無論是收入還是保障又或者是尊嚴，還能多提高一些嗎?
快遞小哥干多賺“少”
每天早午兩次，這個位于沈陽某居民區附近的快遞站點，都會迎來一批需要派送的快遞。卸下從上級站點拉來的快遞，再掃描分裝到派件車上，快遞小哥們開始了忙碌的工作，他們將帶著一份份快遞，走完送達前的最后一公里路。
雙十一來臨，快遞小哥潘越的派件任務相應增加，每天五點，他就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和我國300多萬快遞員一樣，他每個月的收入取決于當月的收派件數量，潘越如果要想多賺錢，就意味著要多拉、快跑、多派件。
京東快遞沈陽河畔營業部快遞員 潘越：一個件完成之后，這個件能掙到一塊五毛錢。如果說客戶要買礦泉水、牛奶、啤酒什么東西的，越沉的東西可能就提高點。如果說越輕松點的，像發票的就幾毛錢。少的時候，每月工資可能是三四千塊錢，就是這樣。多的時候可能過萬了，這也是為了自己生活，然后靠自己努力所得。
為了每月能按時拿到辛苦賺來的工資，入行四年的潘越選擇在這家直營站點工作，在這里，他們能直接和快遞公司簽訂勞動合同。而目前的快遞行業內，大多數站點采用加盟方式運作，也就是由加盟的經營者，承包下快遞公司的基層站點，再自主雇傭快遞員、自主經營。今年雙十一前夕，一家加盟制的快遞站點，就因為經營不善悄然關門。
該站點快遞員：我在這家快遞公司已經干三年了，三年中間換過四次經營者，換這四回吧，換一回就欠我們點錢，但欠的不多，幾百元或者千八百元，既然經營者不干了，我們也不要了，就這回欠的太多，這次欠我一萬一千多。
加盟站點的經營效益，與該站點快遞員的收入息息相關。因此，在經營不善的加盟站點工作、且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快遞員，就容易產生勞動糾紛。事實上，大眾所熟悉的“三通一達”等快遞公司的基層快遞站點，都采用加盟制，近年來，在站點推廣加盟制的快遞企業也越來越多。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研究室副主任 楊達卿：直營式快遞企業，就是人是我(快遞企業)的，我來管理，我來統一包辦他的包括這個社保等等這個收入待遇。過多的人力對企業確實帶來一定的成本壓力，大家可能更多希望通過技術平臺這種方式，來疏解自己在人力成本的更多壓力，加盟模式他是依托于信息平臺，來吸引這種社會的零工。把這個加盟制用進來，考量的是，我們能夠把一些成本壓力得到疏解。
加盟制引入基層站點，給快遞行業的末梢帶來了競爭，淘汰缺乏競爭力的站點，又能相應地節省人力成本。但并不意味著，快遞員的勞動權益不受保障。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研究室副主任 楊達卿：我們需要這個行業，就是逐步的建立和完善這種工會體系，因為工會體系是我們在雇傭關系進行矛盾調和一個很重要的抓手，尤其我們的快遞從業人員的加盟模式，他們是流動員工，這種模式下他既需要權益的保護，同時要在守法的范圍之內。我們傳統的法律法規面臨新的服務場景，新的業態，新的技術帶來關系的變革，他還是需要與時俱進地調整。
在南通做了十年的快遞員，毛軍在行業競爭激烈的江浙滬承包下了一個快遞站點，作為站點負責人的他，終于不再擔心自己成為勞動糾紛中的弱勢方，但毛軍還在一線送快遞，雙十一來臨，多拉快跑成了他的工作常態。
南通海安快遞供配中心快遞員 毛軍：平時一個人的話送兩百票左右，雙十一期間這個就是幾倍的量，我們平時一般是八點鐘上班，現在雙十一，六點多就到公司上班。雙十一現在雖然單價是比平時少一毛錢，現在畢竟量比較大，我們收入是按照自己的派件和攬收的量。因為畢竟量是平時的三倍，所以收入也比較可觀。
雙十一期間，雖然毛軍派送單件的收入少了，但由于派送量大，他對自己的整體收入還相對滿意。以他十年的派件經驗來看，過去派件量較少，但每單賺的錢也相對多;近年來派件量大了，派件單價也降低了。根據國家郵政系統，最新的《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顯示，七成以上的快遞從業人員，月收入在五千元以下。
南通海安快遞供配中心 快遞員 毛軍：這幾年送件，以前是量比較少，現在量多了，一個件就少了幾毛錢。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研究室副主任 楊達卿：我們說全國的快遞從業人員就是大多數的工資月薪可能三千、四千，這是主體，我們也看到說這個快遞從業人員有的月薪可能達到一萬，但這種收入規模能夠達到1%就不錯了，所以說快遞從業人員總體還是收入偏低的。
白巖松：人們常說買的沒有賣的精，其實打工者更是沒有經營者精明，假如你以為多送貨快點送貨就可以收入更高，現實情況可能就會打我們的臉。近年來，國內快遞企業為了搶奪市場展開的價格戰愈演愈烈，每單快遞的派送費被越壓越低，于是你看到幾家主要快遞公司的業務量都在上升，但是今年截止到九月，快遞公司單票收入卻已經連續七個月同比下降。簡單地說，對不少地方的快遞小哥來說，就是派的單子更多了，每單的收入卻在下降，干得更累了，賺的錢卻沒變多，甚至有的拖欠工資、發不出工資，接下來怎么辦才好呢?
快遞業低價競爭何時了
浙江義烏韻達快遞員 湯一凡：最近雙十一，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時間，有的時候一天就吃一頓飯，基本上要從早上7點鐘上班晚上要忙到十一二點左右，每天收件也比平時多了兩三倍。我基本上負責北下朱村這邊的區域，負責收個十幾家客戶，基本上差不多有一萬單左右。
一天要上門取走一萬件快遞，快遞員湯一凡的“雙十一”可以說累并快樂著。他所在的北下朱村是個電商村，他的主要工作，是到電商商戶那里上門收件。今年上半年，快遞企業價格戰引發快遞費大幅下跌，而在在雙十一之前，快遞費已經恢復到每件2元左右的正常水平，每收一件快遞的提成也跟著恢復，這個月他預計能收入1萬塊左右。
浙江義烏韻達快遞員 湯一凡：每個單件，就是說我們提成收一個件現在差不多可以拿到一毛錢左右，下半年打價格戰我們就拿到五分錢一單 。快遞收一個件一塊多都可以收的，然后那時候價格低，我們的收入就少一點。
義烏是全國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今年更是超過廣州，成為快遞量全國第一的城市。具有價格風向標意義的義烏，歷來是快遞企業的必爭之地，而今年價格戰的慘烈程度實屬罕見。快遞費一降再降，最低的時候，商戶們八九毛錢就可以寄一件快遞。
浙江義烏電子商務經營者 周東亮：最便宜的時間可能是九毛一塊左右，他們會講，如果跟我們合作的話，肯定我們的運費成本，整個這個產品成本會降下來。
韻達快遞義烏分撥中心負責人 楊繼根：按照常理來講，一個派送運力的成本，我們一票件不收到三塊以上是沒有利潤的，就是要搶占市場份額。
義烏市郵政管理局市場監管處副處長 王東升：各個快遞公司的競爭都已經是白熱化的，非常激烈。總部無非就是，各個總部都拿降派費來把這筆錢放到競爭里面去，就是把派費用降低下來打市場去。市場競爭我們是歡迎的，但是無序的競爭，它會導致整個行業里面存在重大的一些問題吧，包括我們前端時間也有很多報道，就是很多網點倒閉的，業務員生存不下去的。
由于快遞的運輸、分揀等成本短時間內很難降低，降低人力成本也就是工錢就成了價格戰的主要手段。在湯一凡的網點，不僅取件攬件的提成當時降低了一半，派送快遞的提成更是從1元錢降到了一毛錢。有的快遞網點老板為了留住員工，沒降快遞員的工錢，因此只能虧本經營。
義烏市郵政管理局市場監管處副處長 王東升：我們也看到這個之后，行業協會和我們游管部門共同和快遞企業，就是要求快遞企業不得隨意扣派費，不得隨意下降派費，不得隨意扣款，來保障一線網點和基層的權利，來倒推快遞企業不要去惡意競爭，七月份因為各個總部自己也看到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各個總部自己自發的開始，就是調整增加派費。
本周，在義烏各大快遞公司的物流倉內，快遞小哥收攬的“雙十一”快件通過智能設備進行分揀。智能分揀設備不僅效率高，也將成本大大降低。專家認為，未來快遞業的價格之爭就應該是全流程、全鏈條的競爭，不應該再以犧牲快遞小哥的利益為競爭手段。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研究室副主任 楊達卿：價格戰是不可避免的，在將來我覺得還會存在。是價格戰應該回歸的一個理性區間，這個區間是基于我們的快遞企業，你能夠做到整個全流程的成本優化，因為你的成本優化了之后，你就可以打價格戰，因為你一定從其他方面把你的價格成本壓力疏解了，緩解了。
我國快遞服務業正處在提質升級的關鍵期，快遞服務的體驗好與壞，“最后一公里”末端網點的服務能力至關重要，快遞小哥隊伍的穩定至關重要。快遞企業要想真正奪下市場、贏得口碑，快遞小哥或許是最該被重視的群體。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研究室副主任 楊達卿：尤其今年疫情以來，我們知道很多快遞在疫情區還堅持派送，實際他們確實對這個社會的貢獻非常大。如果說我們這個行業能夠去尊重這些快遞從業人員，同時企業能夠保證他們的收益，能夠得到改善，那這個行業會進入到良性循環，同時這些快遞人員也會更加保證服務品質的提升。
白巖松：人們常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其實快遞小哥是整個中國快遞業快速發展的基礎，也是每個人期待的快的基礎，過去五年，中國快遞業務量年均增速超過30%，一直是世界第一，但面對幾百萬快遞小哥這個群體，我們需要改進和提升的地方還有太多，靠他們這個行業本身的工會可能很難解決問題，我們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應該用關注、用推動去成為他們最靠得住的一個工會，小哥們才會更有保障更有尊嚴，也能增加更多的安全，而這和我們每個人有關，和未來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