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上班的人有福了，今天是周一，周末還調休。”
(資料圖)
“一生很短，周一很長。”
“平等地討厭每個周一。”
我們關于周一倦怠的牢騷，或許都可以創建一個倦怠星期一文學節，作為對工作的“最低限度的日常反抗”。
究竟是誰說，在理想的未來世界，我們每個人一周只要工作15個小時？究竟又是為什么？這美麗的新世界，從來不曾到來？
01
只工作不玩耍，聰明杰克會累死
要是在網上搜索“工作太多”，你會得到一整屏關于在工作上花費太多時間將如何有害于你的身體、心理以及社會的消息。
類似對工作的控訴，可以一直追溯到17世紀的一條諺語：“只工作不玩耍，聰明杰克也變傻”。前兩年，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老勞工組織，甚至更新了這個說法，杰克不只變傻，甚至可能被累死。
2021年5月7日，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發布了關于過度工作相關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報告。研究表明，每周工作55小時或者更長時間將造成“嚴重的健康危害”。
據統計，2016年全球因長時間工作導致74.5萬人死亡，比2000年增加了 29%。其中，男性占死亡人數的72%；最嚴重地區集中在西太平洋和東南亞，集中的年齡段是45歲之后長時間工作的60-79歲的人群。
這些數字表明，在當今世界，長時間的工作可以說是一項非常嚴重的工傷。與每周工作 35 至40小時的人相比，那些埋頭苦干，休息很少的人中風的風險增加 35%，患致命性心臟病的風險增加17%。
大流行時，遠程工作的方式，為過度工作創造了新的機會。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特德羅斯·阿達諾姆·蓋布雷耶蘇斯博士指出，遠程辦公模糊了工作和休息之間的界限。很多企業陷入困境，在失業危機中幸存下來的人工作時間變得更長。一項調查發現，絕大多數美國員工在大流行期間縮短、推遲或取消了假期。
過度工作帶來的危險，多年來一直在全球各地傳播。疲勞甚至成為工業災難中的一項重要影響因素。比如2005年德克薩斯石油公司煉制廠爆炸事故和三英里島核事故，當人們追究事故原因時，操作員的疲勞和精神狀態被認為是發生災難的原因之一。
當然，眾所周知，在長時間工作非常普遍的日本，過勞死，是連法律認可的死因。
所以，工作時間越少，我們就會活得越長，過得越好，對嗎？
02
理想的未來：我們每周只要工作15個小時
曾幾何時，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定論，是人類注定會踏上的道路。
隨著經濟的繁榮發展，自動化取代人力勞動。我們似乎有望工作得更少，然后將本來用于工作的時間，投入在業余愛好和家庭生活中。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非常確信工業化國家正走在減少工作和延長假期的穩定軌道上，以至于他大膽預測：21世紀的人們每天只工作三個小時——每周15 小時。
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凱恩斯寫道：“自從被創造以來，人類將第一次面臨他真正的、永久的問題，即如何利用科學和復利為他贏得的空閑時間，過上聰明、愉快、優越的生活。”
至少在美國，這樣的美夢沒有實現。
美國人的平均勞動時間比他們的祖父母少，但每周仍然需要工作近40個小時，許多人甚至因為自己比世界健康組織提示的危險工作時長工作得更久而感到自豪。
在這方面，歐洲做得還算不錯。歐盟要求，每年至少有20個工作日的假期。法國甚至有30天。
在《我們是誰：美國民族認同挑戰》這本書中，美國作家塞繆爾·亨廷頓寫道：“在同等富裕的國家中，美國工作時間更長，假期更短，失業、殘疾和退休福利更少，退休時間更晚。”
凱恩斯似乎成功預見了現代社會的繁榮，但他卻錯誤地以為，我們所有人都會充分地享受這種繁榮。
令人吃驚的是，在美國，富人、受過教育的人，比幾十年前工作得多，最富有的10%工作得最多。
而早期的富人們通過炫耀不工作來展示自己的富有。他們穿著白色長袍，戴著花哨的帽子或干凈的手套。在鍍金時代，“有閑階級”像《唐頓莊園》里的貴族一樣消遣度日：在玫瑰園里散步，騎馬狩獵……
03
為什么“一周工作15個小時”的未來，不曾到來？
為什么凱恩斯錯了？
關于這一點后來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有過許多解釋。
比如，經濟的確發展很快，但是也沒有那么快。
自 2010年以來，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增幅僅略高于1%，增速乏力。在1990 年代，這些收益平均超過2%。生產率增長放緩降低了減少工作時間的機會。
即使這一點并不足以描繪出全貌，可是，生產力就算提高得更快，每周工作15 小時也不太可能成為現實。
另一種解釋，大家的收入是提高了，但休閑的成本也提高了。
哈佛經濟學家理查德·弗里曼指出：隨著自1930年以來每小時報酬的增加，休閑的機會成本也上升了。
收入上漲節省出來的時間，大家不會用來休閑，只會去用來賺更多的錢。
還有一種解釋，財富分配不均。如果財富分配得更平均，人們的工作量就會減少。
事實是，雖然不平等的確影響了工作時間，但它對這一現象的解釋還是有限。即使在基尼系數低于0.3（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中，年平均工作時數也為1571.5 小時。這相當于每周工作 30 多個小時——雖然低于美國，但仍然超過凱恩斯預測的兩倍。
04
40%的工作毫無意義
在關于我們為什么工作時間不會變短的解釋里，有一個非常讓人矚目的觀點之一，是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提出的：40%的工作毫無意義。
“技術被用來讓我們更多地工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創造一些實際上毫無意義的工作。許多人，尤其是在歐洲和北美，整個職業生涯都在執行一些他們認為毫無必要的任務。”
大衛·格雷伯甚至將所有沒必要存在的工作稱之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
所謂“狗屁工作”，指的是那些即使從事該工作的員工也無法真正證明其存在意義的工作，但他們必須假裝存在某種理由才能維持這份工作，比如說行政助理、公司律師、中層管理職位等。
很多人容易把“狗屁工作”和“糟糕的工作”搞混，但它們并不是一回事。
大衛認為，一項工作糟糕，是因為工作內容難，工作條件差，或者工資低，但這些工作通常來說都非常有用。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中，通常工作越有用，付出的報酬就越少。然而，“狗屁工作”往往受到高度尊重并且薪水很高，但是卻完全沒有意義，工作人員也清楚這一點。這類工作的代表是：收垃圾的工作人員，建筑工人等。
基于這樣一種觀點，大衛·格雷伯指出，雖然文化的改變并不容易而且道阻且長，我們需要一個范式的轉變，在對現狀的憤怒和沮喪中，看到一條通往不同世界和不同系統的道路。
大衛本人提出的解決方法之一是：基本收入，讓人們自由地決定要如何為這個世界做出貢獻，而不是為了生存去從事毫無意義的工作。
編譯/南柯 排版/阿桃 監制/April
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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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原文地址：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9/opinion/work-hours-us-health.html
https://medium.com/economic-watch/why-dont-we-have-15-hour-workweeks-8ae540bce75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