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侯嘉成
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決定》，對原司法解釋中有關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的定罪處罰標準進行修改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制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原條文共九條，修改后《解釋》共十五條，重點修改完善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同時，進一步修改完善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特征要件和非法吸收資金的行為方式，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罰金數額標準，明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與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競合處罰原則，明確單位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等內容。
修改后《解釋》增加網絡借貸、虛擬幣交易、融資租賃等新型行為
《解釋》原第二條規定了非法吸收資金的十種行為方式，并規定了兜底條款，修改后《解釋》在原規定的基礎上，結合司法新實踐和犯罪新形式，在該條第八項、第九項中分別增加網絡借貸、虛擬幣交易、融資租賃等新型非法吸收資金的行為方式。
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新宇律師對澎湃新聞表示，舊司法解釋是2011年實施的，在2011年至今的十余年期間，社會經濟形態和犯罪行為方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舊司法解釋第二條通過列舉的方式所反映的非吸犯罪行為已經不足以匹配新的犯罪形態了，所以亟待更新。
劉新宇指出，其中增加“網絡借貸”這一行為方式，就是對P2P暴雷潮帶來問題的有效回應；“虛擬幣交易”主要是針對炒幣熱潮下利用大家投機的心理進行的犯罪活動；在“融資租賃”項下，有的案情是利用融資租賃公司的殼參與到P2P的非吸行為中，例如以融資租賃為底層資產進行融資租賃租金收益權轉讓，有的案情則通過銷售融資租賃受益權拆分類理財產品進行吸收公眾存款。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商業交流也從傳統的物理空間轉移到網絡虛擬空間，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不法分子提供了機會。” 德恒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志東律師也對澎湃新聞表示，在比特幣等虛擬貨幣領域，不法分子可以借用網絡科技實施欺詐行為，通過表面的交易掩蓋其非法集資的動機。
修改后《解釋》新增養老領域非法集資項
《解釋》原第二條還增加一項“以提供‘養老服務’、投資‘養老項目’、銷售‘老年產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資金的”作為第十項。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負責人指出，近年來，養老領域非法集資犯罪頻發，犯罪分子打著“養老服務”“養老項目”“老年產品”以及“以房養老”等旗號進行非法集資活動，嚴重損害廣大老年人合法權益，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國家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應依法從嚴懲處。
“‘養老’是前幾年大熱的項目，很多犯罪分子利用國家推行養老院的政策導向，常常在相關項目未取得養老機構設立許可的情況下，通過虛假宣傳，采取向有意向入住養老中心的老年人兜售床位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支付床位費等方式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劉新宇說道。
趙志東律師也表示，隨著社會老齡化問題的進一步擴大和老齡化人層的經濟收入逐漸改觀，老年人對于養老服務和投資理財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但是由于中國養老服務市場還不夠成熟，正規的養老金融產品無法滿足需求，加上老年人的金融素養和風險防范意識不夠強烈。一些不法機構或企業打著“養老服務”“健康養老”等旗號，以“高利息、高回報”為誘餌實施非法集資活動，誘騙老年人資金，給老年人造成嚴重財產損失和精神傷害。
“對此，全國老齡辦、公安部、民政部、銀保監會于2021年5月聯合發布了《關于養老領域非法集資的風險提示》。銀保監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2021年6月發布了《關于警惕“投資養老”“以房養老”金融詐騙的風險提示》。”趙志東表示，上述兩份風險提示為老年人梳理了養老領域非法集資的情形，但是由于缺乏強有力的司法制裁，利用養老領域進行非法集資的案件依然高發，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風險隱患。基于這個背景，本次修改是對《解釋》的修訂。
修改后《解釋》適當提高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入罪標準
在定罪量刑標準方面，修改后《解釋》明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不再區分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處罰標準，適當提高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入罪標準。同時明確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積極退贓退賠情節的適用，在提起公訴前積極退贓退賠，減少損害結果發生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提起公訴后退贓退賠的，可以作為量刑情節酌情考慮。單位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的，適用《解釋》中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
劉新宇表示，自2016年、2017年起，非法集資類案件比例大幅增加，已經成為占比最大的金融犯罪案件之一。
“如果繼續維持這類犯罪這么大規模的定罪處罰，可能并非最好的解決方式。應該說在非法集資類犯罪高發且所涉犯罪金額通常都高于法定標準的情況下，為了平衡刑罰與所侵害法益的相當性，減少集資詐騙類犯罪的發生率，有效防止處罰范圍的擴大化，適當提高非法集資類犯罪的入罪標準，是必然選擇。” 劉新宇說道。
劉新宇還表示，入罪標準的提高，也可以給行政處罰留出一定的適用空間，以平衡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作用。退贓退賠情節的積極適用也反應了法益平衡的考慮。
“新司法解釋不再區分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處罰標準，除了上述考量外，也體現了將從嚴處罰單位犯罪的精神。“劉新宇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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